南部“8·23”一從屏東、高雄淹到了臺南、嘉義等地。在這當口，地區副領導人陳建仁帶著一家去金門度假，對此，中國立法機構黨團長曾銘稱其已經不適合在副領導人位子上了。言下之意，就是要陳建仁辭職。 當然，這只是人借來過過嘴癮罷了。在當下政壇，想讓地區正副領導人下臺，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 從算起，地區經歷了4任領導人，這些正副領導人從沒有一人提前下課。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，島內實際上的“二把手”——行政機構負責人像走馬燈般地更換，干得長的不過2年有余，最短的不過只有百日。 地區領導人下臺，從廣義上有兩種方式，一是自己主動請辭，另一種是被動下臺。前者靠的是人物的與操守，這在似乎比較缺乏，后者則是制度的硬約束，也就是啟動或者罷免程序。 案的第一階段是先由立法機構全體代表的二分之一提議，然后在無記名投票中，需要全體民代三分之二以上贊成，即可以向“”大提出案。第二階段，大們組成“法庭”裁決。如果通過，被的對象就將下臺。目前，立法機構共有代表113席，二分之一以上至少為57席，三分之二至少為76席。 島內罷免的流程也大致相同，但前期門檻相對較低。罷免案第一階段是需要全體民代的四分之一（29席）提出罷免案，然后在無記名投票中，需要全體民代三分之二（76席）以上贊成，則罷免案成立。之后，罷免案交由地區選舉部門舉行全民，只有參與投票人數過半且支持票數過半，那么罷免案才能通過，地區領導人就必須下臺。 雖然說結果看似一致，但罷免與還是有一點區別。比如，由于正副領導人屬于參選，因此一旦罷免案通過，他們二人需同時下臺，由行政機構負責人代行職權，并進行正副領導人的補選。但案則是誰誰下臺，沒有關系。如果正領導人下臺，則由副領導人繼任。 首先是要在立法機構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。enoou由于領導人選舉與代表選舉是同時進行，當選領導人所在的政黨，往往就是立法機構第一大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原本就是少數派的在野黨，怎么可能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票，讓罷免案或者案在立法機構通過呢？ 退一步講，陳執政8年時間，在野的是立法機構第一大黨。2006年陳貪腐弊案爆發，其本人成為眾矢之的。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聯合其他在野黨三度提出罷免陳案，但始終沒能過三分之二的高門檻，讓陳在一片反對聲中干滿第二個任期。同樣道理，在任期最后淪為9趴領導人（民調支持率僅有9%），也沒有發動罷免或行動。 從目前實踐來看，罷免案或者案從來沒有突破第一階段立法機構這道檻，更不要提之后的交由或者由大裁決。 因此，當對地區領導人不滿時，往往選擇直接上街表達。還是2006年陳弊案東窗事發，前施明德發起百萬上街運動，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陳主動下臺，但最終也無濟于事。 所以說，當地區領導人在任上涉嫌犯罪時，只有等其任期結束，不再享有司法豁免權時，方能追求其法律責任。還是那位陳，他被起訴并最終送進，是在上臺之后的事情。當然，卸任后的領導人禮遇待遇，陳也被一并。 那么問題來了，為何島內或罷免程序宛如形同虛設呢？從正面來理解，這可能有利于保持島內政局穩定。不過，如果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，這與前地區領導人主導的六次修“憲”息息相關。他設計出一套“有權無責”的領導人體系。 1988年蔣經國病逝后，匆忙，面臨著如何保持領導力的問題。一方面，島內外形勢變化之下，以為代表的黨外力量崛起，，另一方面，不是蔣介石、蔣經國這樣的人物，內不服者甚眾，反李聲不絕。 為了能坐穩寶座，在任內聯合與先后六次修改島內憲制性條例。修“憲”后，地區領導人撤換、任命行政機構負責人不必經由立法機構同意，行政機構負責人的“副署權”亦被取消，也就是說領導人發布政令不必再由行政機構負責人聯署。 如此一來形成了地區領導人的“超然地位”， 既不必對立法機構負責，也不需要去立法機構述職接受監督。可以說，兩蔣時期，地區領導力集中，更多是在于強人因素，那么經由一系列操作，“強勢領導人、弱勢‘閣揆’”的安排則完全被制，直至陳、、蔡英文三朝。 同樣的，為了保持領導人任期穩定，有意通過修改立法機構“職權行使法”，設置了三分之二多數的啟動高門檻。政壇藍綠分化，哪一派都不可能拿到三分之二的議席，也就說，單憑一派之力難以拉領導人下馬，至于朝野合作，這在可比登天還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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